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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沪者也】重庆南路万宜坊:与邹韬奋为邻

2019/10/10 4:15:17

【知沪者也】重庆南路万宜坊:与邹韬奋为邻

上海的黄梅天是难熬的。住在石库门里尤甚。

 

位于重庆南路的万宜坊里住的多是知识分子,但书香毕竟也抵挡不了霉菌。

 

“每逢黄梅天,房间里总是又潮又霉,墙壁摸上去哪里都是湿的”,杨植峰说。记忆里,那并不宽敞的屋子里,触目所及和触手所及的一切,都是陈旧的、发霉的、公用的、昏暗的。

 

从12岁住到大学毕业,杨植峰的整个青春岁月,盘根错节地都和这老房子长在一起。当大多数文人日后以怀旧口气回望住在石库门里的时光时,杨植峰却坦言,住在万宜坊的日子是他一直想逃离的梦魇。

 

哪怕曾经,与名人为邻。


法租界里的高级住宅


1923年,法商万国储蓄会集资,在吕班路205弄,今重庆南路205弄,建造新式里弄住宅。住宅区于1932年建成,1930年起陆续整幢出售,如今已经是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由于坐落于法租界内,处处可见当日租界规划的精心。万宜坊住宅是砖混结构,弄内为假3层,沿街为3层楼,弄内有房屋4排、90个单元(幢),沿街店面房屋1排,有11个单元(包括205弄过街楼),均为拉毛粉刷墙面,共计建筑面积17063平方米。

万宜坊内的法式建筑。

杨植峰一家住过52号的底楼。底楼原为房屋的起居室,房间借用里弄空间通风采光。起居室前廊檐建有游廊,正对大门处一段是走道口。起居室后有扶梯间,扶梯下为贮藏室,正对扶梯起步处是厨房,整幢住宅的底层前部,有1.8米进深的小天井。

 

由于兴建年代较晚,因此,弄堂内为汽车族留出了空间:房屋门前留有汽车行驶的回转用地,并利用多余边角地建造汽车间。此外弄内还有单层汽车间16间,二层汽车间4间,还有救火设施等,令人感到规划的周全。因此,在1930年,一幢3层楼房月租金要90元,而售价约在黄金250-280两之间。所以,万宜坊的住户大多是有经济实力的富商、实业家、中高级官员以及一些成名的高级知识分子。

 

本来,这一幢楼如果只有一户人家居住,应该十分舒适。但在解放后,房屋紧张,就地压缩,形成了一幢楼住5户人家的格局,每个人的生活都变得逼仄。除了一楼住下杨植峰一家外,二楼和三楼也住着人家。其中,52号二楼扶梯转弯平台处为亭子间,前部有大卧室1间,内有壁橱和阳台,另有3件套卫生间。三楼有大、小卧室各1间,设3件套卫生间。   厨房是公用的。邻居要借由走道经过,因此,杨植峰一家基本不能关门生活,一切日常起居,均摊开在他人眼前,这叫敏感的少年痛恨无隐私的生活,也厌恶这种被迫形成的“亲密邻里之情”。

 


与名人为邻


但时光转到1930年代,万宜坊还是一个名人荟萃、住宅空间优越的场所。

 

就在杨植峰一家隔壁的54号,曾住过万宜坊里最著名的住户——中国新闻出版家邹韬奋先生。邹韬奋1930年迁居这里,一直住到1936年。

 

1926年10月,韬奋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接办了职教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生活》周刊敢于批评时政,攻击黑暗势力,发行量从原来的2800份迅速上升。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力主抗日,《生活》周刊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为十九路军征募军需品和慰劳品,在沪西设立伤兵医院。1932年7月,国民政府禁止《生活》周刊邮递发行。1932年1月,邹韬奋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后又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执行委员。因名列国民党暗杀黑名单,于7月14日被迫去欧洲考察。1935年8月回国,先后于沪、港创办《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并任上海和全国各界救国会执委。1936年7月,与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1月23日凌晨,与沈钧儒等7人被当局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

图片来源:新华社

 

后来,邹韬奋先生的故居成为韬奋纪念馆,1958年11月5日对外开放。54号按原状恢复韬奋故居,53号作辅助陈列室。

 

除了邹韬奋先生,资料显示:万宜坊13号住过胡敦复,是大同大学创始人、校长,我国著名数学家;23号住过胡洪开,是全国闻名的中华老店胡开文文具店店主;35号陆绪常,是锅炉安全鉴定专家;38号,著名文学家钱杏邨;41号朱志尧,著名实业家、求新造船厂老板;60号鲍咸昌,我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71号方晃卫,无线电专家,曾任上海无线电工程学校校长;72号顾翼东,我国著名化学家,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化验室主任,后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复旦大学一级教授;85、86号秦润生,民国路(今人民路)河南南路口秦祥兴瓷号店主人,还当过上海瓷业银行董事长。

 

20世纪30年代初,丁玲、胡也频夫妇也曾居住万宜坊。1931年1月8日,这对新添丁的夫妇在万宜坊留下了他们唯一的一张合家欢。仅过了一个多星期,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为营救胡也频奔波北京路寓所和万宜坊之间,但是,一个月后,胡也频在龙华被杀害。另外,蒋光慈、阿英等作家也曾居住在万宜坊。

 


春风催动的弄堂  


 但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这些星光熠熠已经褪去了光环。对少年杨植峰来说,对这条已经陈旧的弄堂,和逼仄狭小的居住环境,心中只有不喜。

 

但不能否认的是,因为多是昔日工商业者和知识精英的后代,万宜坊的住户,虽困居于陋室,却总体素质很高,眼界不俗。上个世纪70年代末,风气刚刚有所松动,弄堂里此起彼伏的声音,是学习英语的声音。邻里听广播、看报纸,争相约去英语角。邻里见面,互相交换着调换外汇、购买机票的窍门,期待着能得到离开万宜坊、离开上海,去远方改变命运的机会。

 

那个时候,弄堂里倘若有谁家的女孩嫁给老外出国,或是谁家的男孩能够外出留学,都是叫邻里艳羡的事情。尽管当时已经考进复旦大学,成为天之骄子,但杨植峰的心里,也蠢蠢欲动着出国的梦。

 

杨植峰的母亲是菲律宾归侨。除了她之外,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海外。在国门开放后,这些舅舅阿姨纷纷来上海看望亲戚,年少的杨植峰只觉得这些人身上什么都是好的:衣服是新潮的,发型是时髦的,带来的电器令人目不暇接,家里第一台彩电、第一辆自行车都是拜外国亲戚所赐。“那时的心情,就是恨不得变成女孩,可以嫁到国外去。”杨植峰说。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万宜坊里已经有人家破开重庆路上的围墙,开始开饭店、卖上海菜,做生意。在当时,这都是新鲜事,万宜坊里的居民,敏锐嗅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气息。

位于重庆南路的万宜坊门头。

大学毕业几年后,杨植峰如愿以偿出国。但海外的生活,是不是如他曾梦想的那么遍地黄金、什么都好呢?他但笑不语:“当然后来才明白,海外也不是少时所憧憬的那样。”

 

但他毕竟离开了万宜坊,离开了他印象里逼仄、阴暗、群居的生活。无数作家用满怀感情的笔触描绘过的弄堂空间、邻里文化和城市记忆,于他只是催人离开的动力。他说他曾经最喜欢在冬天的清晨骑着外国亲戚送的自行车出门去买菜,一直骑到淡水路。清晨的上海人迹稀少,一切是冷冽的,冰雪覆盖了所有的不洁,满目晶莹雪白。他一路骑着自行车,一路就幻想,自己并不是身在此处,而是在彼处。

 

但其实生活并不分此处和彼处,这个道理,在“逃离”万宜坊很多年后他才真正明白。

 

他说他不喜欢这个童年的居所。但当友人想体会体会上海生活时,不知怎么,杨植峰又会带着朋友走进那条弄堂,指出每一条小径和细节,然后不由自主说出万宜坊的故事和历史,如数家珍地脱口而出。

 


杨植峰,1962年生,作家。祖籍福建,上海长大。198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著有《帝国的残影》《梨香记》,译有《民国采访战》等。

 

本文编辑:沈轶伦,图片除署名外均蒋迪雯摄 图片编辑:项建英 邮箱:shenyl032@jfdaily.com